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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政涛:这绝非是真正的教育

2017-09-27 中国教育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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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使命,点滴随行。



本文共2938字,阅读约需5分钟


李政涛,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


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“训练”,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,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,这绝非真正的教育。


据说,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,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:“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?”欧几里德沉默片刻,叫来仆人,吩咐说:“给他6个铜板,让他走吧,这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。”我不清楚这个学生当时的反应,也许他会面红耳赤,幡然悔悟,也许会理直气壮地接过铜板,扬长而去。但这并不重要,因为欧几里德还在,他的大部分不是为铜板而学习的学生留了下来,在那个时代里,欧几里德们占多数。


他们研究算术是为了观察思考数的性质,唤起思考的能力,引导心灵超然于变幻的世界之上而把握着本质和真理;学习几何学是为了引导灵魂接近真理和激发哲学情绪,以便了解关于永恒存在的知识,进而掌握“善”的本质,使人的智慧和能力更趋完善……对于他们来说,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想,不如说是一种现实,成为他们生存方式的一个部分。


然而,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,这已经变为一种单纯的理想了。因为欧几里德们已经成为少数,倒是那类学生茁壮成长,排着长长的队伍,大大方方地走到老师面前,摊开双手问道:“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?”


这个问题的归宿在于“什么”,前提却是“从中”,也就是知识。所以,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: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知识?什么知识对我最有价值?



1884年,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发表了一篇文章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?》他感到这是一切教育的“问题中的问题”,全部教育都来源于它。斯宾塞的回答是: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,因为它最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自我保存。这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答案,在他之后的教育就变成了对这一结论的充分实践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人类的教育开始堕落了,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,斯宾塞却给出了一个物质至上的答案,而且人们竟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。


我并非反科学主义者,这是荒谬的。我关注的问题是: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知识,现有的科学知识给我们的生活与教育带来什么变化?有人会毫不犹豫地指出,科学知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足够的便利、充分的物质享受和种种不可言传的微妙好处,这依然没有脱离书中自有“黄金屋”和“颜如玉”之类的老套路。


所以,欧几里德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陌生的,而且是可笑的,他们会钦佩那个学生的勇气,并用羡慕的目光遥望那6个铜板,把它视为革命性的象征。但他们忘了:革命有时能解放人,有时也能毁灭人。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实证的:那个作为革命者的学生从此就消失了,包括他得到的铜板。


现代教育的革命是从反智慧开始的。现代人追求的是与智慧无关的知识(一种可以使人聪明和精明的知识),它可以为人们带来实利,因而,这个时代流行的是金融、商务、会计、法律、电脑和公共关系学(这是一门有关如何温情脉脉地骗人和如何避免被人骗的科学)。


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遭到普遍的漠视:

知识并不等于智慧。知识关乎事物,智慧关乎人生;知识是理念的外化,智慧是人生的反观;知识只能看到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,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,智慧却能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,在一粒沙子里发现灵魂。


在柏拉图那里,智慧即关于“善之相”或绝对的善的知识,绝对的善就是绝对的价值。教育的目的是使人通过“认识你自己”趋向那绝对的善。为此,人要不断地去爱智慧,追求智慧,它能照料人的心魄,实现心灵的转向。孔子之所以鄙视樊迟,在我看来,原因在于樊迟孜孜以求的只是知识(如何种菜之类),与孔子心向往之的智慧相去甚远。可以说,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是东西方古代文明共同的特征,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智慧之爱。


但不知什么时候这一源头不再流淌智慧,汩汩而出的只是知识。对知识的狂热追求淡化甚至吞没了对智慧的渴望,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,但是由此导致教育界出现的种种现象就不奇怪了:我们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教育书籍和文章,教学方法和技巧不断花样翻新;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学实验,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分析;教师辛辛苦苦地工作,结果只是让学生学了大量考试之后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;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取最佳发展,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看重和考试成绩;我们的素质教育讨论得热火朝天,但如何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至今没有搞清楚,结果把素质分割成各种技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堆集,而与智慧无关。


因此,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“训练”,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,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,这绝非真正的教育。



真正的教育应包括智慧之爱,它与人的灵魂有关,因为“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,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”。教育本身就意味着: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,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,它就不成其为教育。


雅斯贝尔斯认为,教育最重要的是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“思”不误入歧路,而导向事物的本原,在本原中把握安身立命之感。如果单纯把教育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,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,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。从这个角度看,现今流行的教育口号诸如培养学习兴趣,学得一技之长,增强能力和才干,增加见闻,塑造个性都只是教育的形式,而非教育的灵魂。


有灵魂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,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:智慧、美、真、公正、自由、希望和爱,以及建立与此有关的信仰,真正的教育理应成为负载人类终极关怀的有信仰的教育,它的使命是给予并塑造学生的终极价值,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,而不只是热爱学习和具有特长的准职业者。


对此,北大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先生当年曾说过:“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、希望和意志,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,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。”此话今天听起来依然难能可贵。


而现今的教育,从课程体系、内容到授课形式、有多少与这种信仰和理想有关呢?它是有科学而无灵魂的教育。


有灵魂的教育不会排斥科学,相反它能引导科学的发展方向,因为科学的基础和目标不能从科学本身中得到。所以雅斯贝尔斯说:“以科学为其直接任务的大学的真正活动,在于它丰富的精神生活,大学借助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从事科学的研究,追求绝对真理。”在这一过程中,科学就有了灵魂,成为人类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只有在此时,我们才能同意斯宾塞的结论:科学是最有价值的知识。



“科学与民主”之所以成为老北大人竭力追求的目标,并不在于科学和民主本身,而在于科学民主过程中的精神,即蔡元培着力强调的“服从真理”“独立不拘之精神”,在这一基础上,北大重建了强调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,从而将人的纯粹精神活动与人格置于教育的中心。北大之所以成为莘莘学子的精神圣地,道理就在于此。


然而,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。“后蔡元培时代”的教育愈加发达,灵魂的声音却愈加飘渺微弱。如今的教育并不缺少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备,并不缺少教育思想和教育著作,也不缺少教育学的教授和博导,但惟独缺少有灵魂的教育。


那种饱含对生命的终极关怀,对人的自由、公正和生存尊严的教育已经远离我们,被淹没在利已主义的冰水之中。可以预见,未来浮出水面的将是一群有知识无智慧、有目标无信仰、有规范无道德、有欲望无理想的一代人,这些没有灵魂的人将组成我们的民族,幸耶?灾耶?只有天知道。


(来源:微信公众号“中国教育研究”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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